自1957年以來，印度首次不再有任何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邦政府。

由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印共（馬）」、CPI(M)）領導的左翼民主陣線（LDF）本月在喀拉拉邦（Kerala）敗選，結束了長達十年的執政。這也意味著——至少暫時而言——全球其中一場最持久的民主共產主義實驗已告一段落。

在鼎盛時期，印度共產黨曾統治從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到喀拉拉邦、特里普拉邦（Tripura）等多個邦，透過工會、農民組織、學生組織及紀律嚴明的幹部網絡，影響超過1億人的生活。

在西孟加拉邦，左翼陣線自1977年至2011年持續執政，是全球歷時最長的民選共產主義政府之一。在特里普拉邦，左翼總共執政35年，包括在2018年被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領導的印度人民黨（BJP）擊敗前，連續25年執政。

喀拉拉邦則走上不同道路。自1957年，當地選出由E·M·S·南布迪里帕德（EMS Namboodiripad）領導、其中一個全球最早的民選共產政府以來，政權一直在左翼與國大黨（Congress）之間輪替，使共產黨成為一股持久力量，但從未成為永久的主導力量。

1996年，「印共（馬）」創黨成員、時任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長的喬蒂・巴蘇（Jyoti Basu），差點以聯合政府領導人的身份成為印度總理。但其政黨拒絕了這項提議——巴蘇後來特別形容這是一次「歷史性錯誤」。

共產黨深刻塑造了德里的聯合政治。2008年，他們因反對與美國簽署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民用核能協議，而撤回對前總理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政府的支持。當時左翼政黨在國會下議院擁有62席，足以迫使辛格面對信任投票，最終才成功通過協議。

他們的影響力遠遠超越國會。

即使西孟加拉邦在左翼執政期間經濟停滯、以及因教育質素下滑引發憂慮，共產黨在經濟思維、知識界與文化生活上的影響力，仍遠超其選舉版圖。

許多人認為，這種影響力如今大部分已經消退。

如今，左翼勢力呈現不均衡生存狀態。

在喀拉拉邦，儘管近期受挫，左翼仍具重要政治影響力；在泰米爾納德邦（Tamil Nadu），左翼主要依靠聯盟維持存在；在比哈爾邦（Bihar），印度共產黨（馬列）在部分地區成為充滿活力的基層力量。由左翼支持的學生組織，在頂尖大學中仍表現不俗。

但在曾經是左翼權力堡壘的西孟加拉邦與特里普拉邦，共產黨已淪為昔日自己的影子。全國層面上，「印共（馬）」的得票率已從1980年代高峰時超過6%，跌至近年大選不足2%。

這種衰落反映出一種舊有政治語言的消退：階級鬥爭與集體動員，逐漸被身份政治、民族主義、民粹領袖與福利分配所取代。

「印共（馬）」西孟加拉邦書記穆罕默德・薩利姆（Mohammed Salim）認為，背後存在更大的歷史潮流。

他指出，自1990年代起，印度教民族主義與市場自由化崛起，形成一場「宗教、政治與經濟的全面衝擊」，從各方面擠壓左翼空間。

「中產階級被展示了一片綠色牧場，」他說。「發展、現代化、基建——你也能分一杯羹。人們開始產生對未來的渴望。」

他認為，共產黨難以對抗一種越來越圍繞種姓與宗教，而非階級組織起來的政治。「分化政治削弱了階級團結，」薩利姆說。

然而有專家認為，左翼不能僅以印度教民族主義、種姓政治與「渴望政治」的興起來解釋自身衰落。

多倫多都會大學（Toront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政治學教授桑傑・魯帕雷利亞（Sanjay Ruparelia）指出，與中國或越南不同，印度的共產黨只是在「聯邦政治經濟體制」下治理部分邦。

這使他們越來越需要吸引私人投資並推動經濟增長。

在西孟加拉邦，這種矛盾曾激烈爆發：一個靠土地改革崛起的政黨，後來卻被指控以工業化名義剝奪農民土地。

在特里普拉邦，左翼政黨執政長達25年，直到2018年被印度人民黨擊敗。

喀拉拉邦則顯得與眾不同。當地因去中心化規劃、高社會發展指標、高識字率、減貧成果以及強大的公共醫療系統，而獲得國際關注。

但這種模式本身也存在問題。「喀拉拉仍高度依賴海外匯款，而這些收入開始波動，造成財政壓力不斷增加，也無法充分創造就業，尤其是青年就業，」魯帕雷利亞說。

更值得注意的是，喀拉拉的共產黨本身也逐漸走向過去曾反對的經濟模式。

2022年，「印共（馬）」一份政策文件表示接受私人投資、公私營合作、私立大學及全球化科技服務。

對魯帕雷利亞等政治學者而言，這種轉變揭示了一個更大的現實：印度共產黨「更適合被理解為社會民主派，而非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他們並未追求革命，而主要作為議會政黨運作，重點放在福利、勞工權益與財富再分配。

「印度的特殊之處在於，具有共產主義傳統的政黨竟然能在民主選舉中成功，」他說。

但「印共（馬）」總書記馬里安·亞歷山大·巴比（MA Baby）則認為，邦政府本來就受到嚴格限制。

「他們在財政與行政上權力有限。真正的權力在德里，」他說。

「我們利用邦政府證明：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之下，在有限權力中，仍然可能推行親人民政策與替代方案。」

然而，支撐這種模式的社會基礎正逐漸瓦解。在印度龐大的非正式經濟中，有組織勞工一直只佔少數。福利政治也逐漸從階級動員，轉向直接現金補助與基於認同的聯盟。

2020年，農民爆發抗議活動，反對莫迪總理的農業法案，這場抗議暴露了農村政治的巨大變化。

左翼仍然參與其中——正如分析人士希卡・穆克吉（Shikha Mukherjee）所說，是「良知的聲音」——但已不再是運動領導者。地方政黨與獨立農民工會已取代他們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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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已失去作為權利與社會保障主要代言人的地位。他們難以適應現代經濟，而意識形態混亂如今正是這場運動的核心問題，」穆克吉說。

如今的印度面臨貧富差距急劇擴大、青年長期失業與經濟不安全感加深——按理說，這本應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容易壯大的環境。

正如魯帕雷利亞所說：「按照左派常說的話，客觀條件應該有利於他們。」

但穆克吉反問：共產黨人在哪裡？「左翼本應走上街頭。他們人呢？」

這種矛盾並非印度獨有。

2008年金融危機後，歐洲也出現新左翼政黨。但魯帕雷利亞指出，許多左翼政黨都面臨民族主義民粹主義者的挑戰，後者透過「移民政治和民族主義而非階級團結」來動員工人。

穆克吉認為，印度左翼也面臨與印度人民黨類似的挑戰。

不過，現在為政治運動撰寫悼詞，仍言之過早。

印度共產主義曾歷經分裂、國家打壓與選舉崩潰，依然存活下來。其組織網絡雖已削弱，但仍遍布部分地區。

問題在於，左翼能否把這種殘餘力量轉化為政治復興。

「『印共（馬）』需要重新發明自己——要學會在自由化創造出的經濟體制中運作，而不只是反對它，」穆克吉說。

在西孟加拉邦，薩利姆堅稱，政黨正在「重新集結、重新定位與重新振作」。

為擺脫老化、抗拒改變的形象，政黨正積極把年輕一代領導人推向前線。

「共產主義者必須不斷更新自己。唯一不變的，就是改變本身，」巴比說。

然而，左翼衰落的規模依然驚人。在西孟加拉邦選舉中，「印共（馬）」在294席議會中僅取得1席，得票率略高於4%。

但喀拉拉邦則呈現另一種情況：即使敗選，左翼民主陣線仍取得約三分之一選票，顯示共產黨在當地仍是一股重要政治力量。至於特里普拉邦，左翼重返執政仍顯遙遠。

儘管如此，黨領袖堅稱，左翼的選舉衰退，並不能完全反映其社會與政治重要性。

「我們有希望嗎？當然有，」巴比說。

「事實上，我們會問：如果沒有我們，未來還剩下什麼？議席很重要，但我們在人民心中的位置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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