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一個平日的午後，鄧約翰（John Deng，化名）站在公園一旁，聽著其他孩子玩耍嬉笑的聲音。

但他的兒子及女兒並不在其中。他懷念曾經與孩子們共度的那些平凡時光：帶他們去公園、看著他們醒來、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來自香港的鄧約翰，過去22年一直居住在日本。在這裡，他建立了自己的生活，遇上了前度，並且成為兩個孩子的父親——一名8歲的兒子和一名10歲的女兒。

但他表示，那種生活已經徹底崩塌了。他的婚姻破裂，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孩子們也被前伴侶帶走。

他的故事並不罕見。數十年來，離婚在日本往往意味著孩子會完全失去其中一名家長的陪伴。在許多相似的個案中，監護權通常會判給先帶著孩子離開的一方。

在過去的單獨監護制度下，在分居或離婚後，只有一方能夠擁有法律上的監護權。這意味著，無論與孩子之間的關係如何，另一方家長可能被迫從孩子的生活中消失，除非擁有監護權的一方同意會面。

不過，情況似乎即將改變。在日本，離婚後「家庭」的含義正在重新定義。

2026年4月1日，日本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民法》修正案正式生效。離婚夫妻可以選擇共享子女監護權，結束了日本一個多世紀以來僅允許單一親權的傳統制度，也讓日本終於跟上G7其他成員國的腳步。在國會於2024年通過這項修正案之前，日本是G7成員國中，唯一未有承認共同監護權的國家。

「每當我與美國和英國的律師交談時，他們都強調這並不是關於輸贏，這總是讓我感到震驚。」東京世田谷國際法律事務所的家庭法律師齋藤誠也（Seiya Saito）回憶說：「一切都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

鄧約翰至今仍然記得自己意識到失去孩子的那一刻。「我感到無助、難過，也對這個制度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感到憤怒，」他輕聲說。「他們對我而言就是全世界。」

如今，鄧說自己別無選擇，只能抓住任何能與孩子接觸的機會。他擁有兩處住所，一處在東京，另一處距離約一小時車程，離他的孩子居住的地方更近。

即便如此，每個月，他只被允許與孩子有數小時的相處時間，其餘時間則完全沒有聯絡。

他說，前伴侶已不再讓女兒透過電話與他溝通。這種缺席不僅是身體上的——例如錯過生日、學校表演、以及父親節等節日——也包括情感上的缺席。

「我真的感到非常空虛，」他強忍淚水說。「我認為孩子有權利在任何時候，按他們需要或想要，與父母雙方聯繫，但目前這種情況還沒有發生。」

監護權法律的改變，為像鄧約翰這種感到與子女被切斷聯繫的家長帶來一絲希望。

這標誌著日本數十年來家庭法其中一次最重大的變革。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最近期的資料，2024年日本約有38.5%的婚姻以離婚收場，大約每三對夫妻中就有一對離婚。

同年，超過86%的個案是母親取得監護權，而共同監護的安排僅佔所有協議中的極小部分。整體而言，日本當年有超過16.4萬名18歲以下兒童的父母離婚，他們受到監護安排的影響。

新的法律承認，與父母雙方保持關係通常對兒童有益，同時也有助於更公平地分配父母的責任。

「我100%肯定，對我們的社會來說，這是一項好的改變，尤其是對兒童，」齋藤表示。

「對於那些本來關係良好、能夠共同作出決定的父母來說，可以選擇共同監護是非常好的。我認為這是一大進步。」

這項變化正值日本面臨出生率下降和人口快速老化之際。人口趨勢加劇了各界要求政府更好地支持家庭、減輕單親父母經濟負擔的呼聲。

儘管新法律讓日本更貼近國際做法，並為像鄧先生這樣的家長提供與子女重建聯繫的機會，但同時也引發嚴重的關注。

批評者警告，共同監護權可能令家庭暴力及虐待的受害者及倖存者面臨更大風險，甚至被迫與施虐的伴侶持續或重新接觸。

「這裡存在一個風險，那些遭受家庭暴力或受到虐待的兒童，可能有機會無法逃離，」日本全國婦女庇護所網路聯合負責人北中千里（Chisato Kitanaka）說。

她經營這個非牟利組織，並提醒家長要充分了解日本共同監護安排的影響，尤其是在涉及安全問題的情況下。

對於一些家庭來說，共同監護引起了深層的恐懼。

鈴木太郎（Taro Suzuki）如今已經18歲，在法律上，他已不再受父母監護。但他表示，親眼目睹母親涼子（Ryo）多年來遭到父親虐待，為他留下嚴重的心理創傷。出於安全考量，兩人的姓名均已更改。

「我希望自己沒有存在於這個世界上。我甚至希望父母從未相遇，而我也從未出生，」太郎說。「我真的覺得這是一項不應存在的法律。」

涼子描述，前夫曾經掐住她的喉嚨，並將她壓在牆上，使她雙腳懸空，而且也曾抓住她的頭髮拖行——她對新法同樣感到擔憂。

「那真的很可怕。當我取得單獨監護權時，曾經以為『以後就會沒事了』，但現在卻可能再次被綁在一起，」涼子說。

她害怕，前夫可能會申請他們15歲女兒的共同監護權，令彼此重新再接觸。

「我真的認為這是一個問題。在我女兒成年之前，我都要帶著這種焦慮過活。」

不過，法律對於涉及虐待或可能危及兒童身心健康的情況設有保障。

齋藤解釋：「如果法院認定在分居或離婚前存在家庭暴力問題，那麼法院必須裁定由單獨一方擁有監護權。」

儘管如此，像涼子的倖存者仍然擔心，日本的家庭法院可能要求確鑿的證據，她也不相信法庭能公正地處理所有案件。她指出，在她的經驗中，幾乎沒有發現任何身體上的虐待痕跡，因為她的前夫很謹慎，不會留下任何痕跡。

目前，這項法律正處於一種微妙的平衡狀態：一方面要保護弱勢的父母，另一方面也要維繫孩子與雙親的關係。

回到社區公園，鄧約翰對新法寄予希望，希望它能讓自己再次成為孩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他們不在我身邊，讓我感到很難過，」他說。「這是任何家長都不應面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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