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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02月13日上午03:00
如果你在別的地方長大，你會成為不一樣的人嗎？越來越多的研究正在幫助我們回答這個古老的天生與後天之爭，以及這對你的身分認同意味著什麼。
那是一個炎熱的下午，在印度加爾各答（Kolkata）附近的小村莊裡，大人們都在睡午覺。我和表姐坐在地板上，吃著加了芥末油的膨米，她突然轉頭問我：「瑞典人真的吃牛和豬嗎？」當時才十歲左右的我，感到一陣羞愧，點了點頭。
「那他們也吃狗和貓嗎？」她繼續追問。這是個很合理的問題：如果你能吃一種四腳哺乳動物，為什麼不能吃另一種？
我在瑞典長大，雖然母親是印度人，但當時素食主義在歐洲還很罕見，瑞典小孩早已習慣把牛當成食物來源。我的表姐則是個熱情的動物愛好者，總是救她認為有危險的小動物。
她不吃肉。
每次去印度，我都會遇到這樣的文化衝擊，讓我深刻體會文化如何塑造我們的思考、感受和行為。如果我在印度長大，我的道德觀會不一樣嗎？幽默感會不同嗎？夢想、興趣和志向會變嗎？我還是原本的我嗎？
這些問題，科學家和哲學家已經思考了幾世紀，如今一個新興領域——跨文化心理學——開始探索可能的答案。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每個人的脫氧核糖核酸（DNA）都是獨一無二的，其基本結構（從宏觀角度）不會因為我們去到哪裡而改變。
但DNA並非決定我們是誰的唯一因素，挪威奧斯陸大學的精神遺傳學家齊亞達·艾約雷奇（Ziada Ayorech）告訴我說。
艾約雷奇出生於烏干達，三歲時移居加拿大，大部分時間在英國生活，幾年后又搬到挪威。她說：「當我回想自己住過的所有地方，以及這些地方如何影響我的視角，直覺告訴我，這絕對會造成差異。」
為了探究這一點，科學家通常比較同卵雙胞胎（DNA幾乎完全相同）和異卵雙胞胎（平均共享一半基因組）。如果同卵雙胞胎比異卵雙胞胎更可能共享某種特質，就表示該特質更多受遺傳影響，而非環境。
2015年一項大型分析研究了近50年來全球1400萬對雙胞胎的1.7萬種不同特徵，研究範圍涵蓋教育、政治信仰到精神疾病等各個方面。科學家得出的結論是，遺傳因素平均只佔差異的50%。
艾約雷奇說：「正是先天與後天的組合造就了我們，以及我們的信念和文化。如果換到另一個地方，我們不可能擁有完全相同的組合。」
當然，環境對某些特質的影響比其他特質更大。研究顯示，智商（IQ）平均超過50%來自遺傳，但遺傳在人生後期扮演的角色比童年更大。而個性特質大約40%來自遺傳，因此更受環境影響。（這並不意味著某個人外向性的40%來自基因，而是指在整體人口中，外向性差異的40%可以用遺傳解釋。）
雖然艾約雷奇相當外向，但她說挪威較少鼓勵她熟悉的那種外向表達。例如在奧斯陸街上不太可能隨意和陌生人聊天。
她告訴BBC說，這已經改變了她。「如果比較現在住在挪威的我和過去住在英國的我，可以說我現在比較不外向了。」
但以她的基因組成，她不太可能完全失去外向特質。她仍會下意識選擇能促進更多即興互動的活動。
「我們傾向尋找符合自己遺傳特質的環境。」她解釋。
這種組合長期下來會塑造我們的大腦，讓我們逐漸成為自己。根據台灣大學（NTU）跨文化心理學家黃菁瑜助理教授（Ching-Yu Huang）的說法，神經通路會隨著經驗整合而形成並鞏固。她認為文化是我們成為誰的「絕對關鍵部分」。
她很有把握地告訴我：「如果你在台灣長大，你會是另一個人。即使DNA相同，你現在的大腦也會非常不同。」
英國薩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的跨文化心理學家維維安·維尼奧斯（Vivian Vignoles）也同意這個看法。「我覺得大家往往過度強調遺傳那一塊，」他說，「不管你有什麼基因，都需要特定環境來讓它們表現出來。」
雖然文化塑造自我認知的概念現在已獲心理學廣泛支持，但在20世紀中葉，這仍讓一些心理學家感到驚訝。維尼奧斯表示，科學家長久以來假設人類心理是普世通用的，在美國和歐洲進行的行為研究結果，應該適用於全世界。但透過研究和比較其他地區的心理，維尼奧斯等人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例如，實驗顯示，西方人傾向更個人主義，以個人特質（如幽默、聰明、善良）來定義自己；相較之下，日本人更集體主義，更可能以社會角色（如父親、學生）來定義自己。
一項比較腦部掃描的研究發現，西方人思考自己時，負責自我覺察的腦區會亮起；而中國參與者思考母親時，同樣腦區也會亮起。
黃菁瑜和同事的類似研究，檢視在英國的華裔移民子女（來自中國大陸、香港、越南、台灣、馬來西亞不同地區）對權威的看法，與非移民英國兒童及終生住在台灣的台灣兒童是否不同。
她的研究發現，三組兒童都同樣願意服從父母，但台灣兒童即使一開始不情願，最終仍更可能服從。黃教授認為，這很可能因為台灣和中國文化重視順從與孝道，而移居英國的家庭則受英國文化影響，變得更個人主義了。
2022年一項比較22國個性特質測驗的研究發現，生活在一些文化高度重視自律的地方——如阿爾巴尼亞、印度、德國、法國、香港和中國——的居民，在盡責性和組織性得分較高。而那些文化更平等、靈活且強調個人主義的國家——如加拿大、紐西蘭、南非、澳洲、英國、愛爾蘭、挪威和菲律賓——則在親和力和經驗開放性得分較高。
研究者也發現，西方文化更傾向「紀念碑式」（monumentalist）思維，也就是把自我視為穩定不變的存在，如同一座紀念碑一樣；東亞國家常見的彈性文化則視自我更具可塑性。
另一個文化差異體現在人們對情境的關注程度。一項研究要求參與者描述一系列水下場景，結果發現，西方參與者更關注單一物體，而日本參與者則更強調更廣泛的情境，例如周圍水的顏色或不同物體之間的關係。
維尼奧斯說：「有些證據顯示，在西方文化，尤其是北美文化中，人們更傾向將行為歸因於個人特質，而非情境。」例如在牙醫候診室，西方人更可能認為看起來焦慮的人「本來就焦慮」，而非僅在該情境下焦慮。
不過，維尼奧斯也指出，這些結論始終需要謹慎看待，因為要完全區分行為、個性、文化及其他影響因素極其困難，這領域仍有大量研究待進行。譬如，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東西方二元對立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觀點「過於簡單化」，許多測試中體現出的集體主義傾向可能更多地反映了經濟發展的特徵，而非文化特徵。
此外，對一個國家個人主義程度的衡量可能會忽略該國特定群體或個體之間的重要差異。而且，該領域的許多研究都基於人們的自我報告，而非客觀的標準化測試，而自我報告並不總是準確的。
或許「在不同文化中我們是否仍是同一個人」終究是一個哲學問題，涉及自我的本質。
2020年一項針對英語國家哲學家的線上調查顯示，19%的受訪者支持這樣一種觀點：每個人都是一個特定的個體，由特定的精子和卵子結合而成，而並非一個人的思想、情感或記憶造就了其本質。英國杜倫大學（Durham University）哲學家菲利普·高夫（Philip Goff）向BBC解釋：「在這種觀點下，即使記憶被抹除，你仍是同一個人。」
同樣，約有14%的人支持這樣一種理論：自我並非生物性的，而是蘊藏在某種類似靈魂的東西之中，無論我們成長於何處，正是這種靈魂造就了我們。事實上，研究顯示許多人相信自己有「真實自我」，本質上是道德善良的，且不應因地點改變。
但也有哲學家認為，一個人的成長環境也會塑造其核心身份──這種理論稱為「社會建構主義」。
事實上，政治似乎也扮演著一定的角色。
在一項實驗中，研究人員讓持有不同政治觀點的人來評估一位被其他男性吸引的基督徒男子的道德品質。自認為是自由派的人認為該男子的行為符合其本性，而自認為是保守派的人則認為他違背了其真正的基督教信仰。
高夫本人相信，細胞與粒子之間存在某種「基本統一」，意識內建於這種「硬體」之中，無論我們成長於何處，這種統一性都造就了我們。但這種統一性會隨成長與成熟而改變。
高夫向BBC解釋：「這些只是人類對『人』或『我』的概念。」他認為，對於「在截然不同環境下，那個人是否還是我」這個問題，很可能沒有明確的答案。
對在多種文化中長大的人來說，人類很大程度是社會環境產物的感覺很難動搖。雖然很難確知如果我一輩子都待在加爾各答郊外的那個村莊，我會變成什麼樣子，但我很確定會有跡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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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2026 11: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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