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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02月05日上午09:00
1月30日，中國財政部公布2025年財政收入數據：全年下降1.7%。這是自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首次出現財政收入負增長。
中國財政分為中央和地方兩個層級。在總體收入下降的情況下，中央層級下降更為顯著，同比下降6.5%。
通常情況下，只要經濟保持正增長，中央財政收入基本會隨之增加。2025年中國GDP增長5%，但中央財政收入卻出現下降，這種背離值得關注。過去10年，除2020年因新冠疫情導致經濟停擺外，中央本級收入幾乎總是保持正向增長。2025年經濟已經回穩，中央財政收入卻出現縮水，背後的原因值得關注。
事實上，2025年財政數據中存在三個「反直覺」現象——它們看似矛盾，實則揭示了中國財政正在經歷的結構性變化。
導致中央財政收入下降的主因，並非稅收——稅收實際微增0.8%——而是非稅收入下降11.3%。
財政部的解釋只有一句話：「主要是2024年一次性安排中央單位上繳專項收益抬高基數。」
這句話背後，是中央政府如何「動用家底」。
2022年至2024年，面對減稅降費壓力和剛性民生支出，常規稅收收入難以支撐。為填補缺口，中央動用了「家底」——主要是央行、中國煙草總公司、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等特定國有金融機構和專營機構上繳的利潤。
其中最典型的是中國人民銀行的歷史結存利潤。根據中國財政部與央行披露的數據，僅2022年，央行就向中央財政上繳結存利潤超過1.13萬億元。這筆款項並非當年經營利潤，而是央行過去多年累積的結存。到2024年，為進一步支持財政，中央再次安排類似的「一次性」專項收益上繳，中央非稅收入9042.4億元，增長142.3%，使當年非稅收入基數被抬高。
簡單而言，2024年的帳面數據包含了當年稅收，還把累積多年的結存一次性取出。而結存有限，取完即止。2025年缺少類似的結存上繳，因此非稅收入顯著下降。
但野村證券首席中國經濟學家陸挺在報告中指出，雖然財政部強調收入下降主要因2024年「特殊一次性收入」抬高基數，但這一解釋無法覆蓋全部事實。
陸挺表示，如果僅是「央行上繳利潤」等非稅收入基數問題，稅收收入應保持相對穩定。但數據顯示，12月的下滑在稅收和非稅收入中均有體現，稅收下滑直接指向企業盈利和交易活躍度的下降。
換言之，雖然去年專項收益上繳推高了對比基數，但目前稅收增長依然有限。財政收入整體下滑是稅收增長乏力與非稅收入大幅減少共同導致的。
把目光聚焦到稅收結構時，會發現一個值得注意的反差：全國稅收收入僅微增0.8%，但個人所得稅卻同比增長11.5%。
在2025年的普遍感受中，無論是企業招聘薪資還是年終獎，都透著「寒意」。然而個稅數據卻跑出兩位數增長，遠超整體稅收增速，也遠超同期GDP增速。
2025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增長5%，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5.2%。這說明宏觀統計上工資仍在增長，但增速可能不及個稅的11.5%。
背後的原因之一在於，2024年同期個稅收入下降了2.7%（受提高專項附加扣除標準影響），這個「坑」使得2025年的增長率在數學上顯得更高。
更顯著的原因則是徵管力度的提升。
2025年被許多高淨值人群稱為「全球徵稅元年」。CRS（共同申報準則）全球信息交換網絡覆蓋超過150個國家/地區，境外金融資產信息自動報送回國，導致大量隱形海外收入被迫「陽光化」並補稅。許多美股、港股投資者陸續收到稅務局的「風險提示函」，要求自查並補繳過去數年的投資收益所得稅。
與此同時，2025年中國互聯網平台涉稅信息首次完成向稅務部門的全量報送，電商、直播帶貨等領域被全面納入監管，年底出現一輪補稅潮。
比如，2025年12月，北京市稅務局披露，知名車評網紅陳震通過隱匿收入、轉換收入性質及虛假申報等方式，少繳個人所得稅118.67萬元，被追繳稅款、加收滯納金並處罰款共計247.48萬元。
僅2025年前11個月，國家稅務總局就通報查處了1818名明星網紅等「雙高」人員（高收入、高淨值人群），查補稅款15.23億元。
與個稅的增長形成對比的是，與企業經營密切相關的國內增值稅僅增長3.4%，企業所得稅僅微增1%。這直接反映了企業盈利能力的修復尚需時日。
在財政形勢嚴峻的情況下，中國的財稅徵管從「粗放」走向「精細」、從「抓大放小」走向「全面覆蓋」。
第三個反直覺最具迷惑性：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同比增長2.4%，甚至好於中央的負增長。乍看之下，地方財政似乎比中央更為健康。
但這個數字掩蓋了一個現實：曾經作為地方政府最大財源的「土地財政」已經崩塌。
要理解這一點，必須先釐清中國財政的「兩本帳」。地方政府的錢袋子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一是「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主要來源是稅收和非稅收入；二是「政府性基金收入」，其中的絕對大頭就是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也就是俗稱的「賣地收入」。
2025年，全國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僅完成4.15萬億元，同比下降14.7%。若將時間軸拉長，這一數字相比2021年8.7萬億元的歷史峰值，已經腰斬。
賣地收入屬於「政府性基金預算」，專款專用（主要用於徵地拆遷和基建）；而「一般公共預算」才是常說的財政收入（用於發工資、民生等）。過去賣地收入不僅管基建，還能通過「調入資金」的方式補貼一般公共預算。現在賣地收入腰斬，不僅基建沒錢了，能調入一般預算的錢也少了。
過去20年，「土地財政」是支撐地方政府運轉的核心引擎：賣地收錢，投入基建，拉動房價，再賣更多的地。這套循環曾讓地方政府運轉順暢。但當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這條路走不通，地方財政的根基便開始動搖。
那麼，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2.4%的增長從何而來？
目前，更細的數據並未公布。但從2025年的地方財政看，在「過緊日子」的同時，「盤活存量資產」風靡一時。
過去一年，更多城市的公共資源被推向市場：不僅是傳統的閒置辦公樓拍賣，更包括機關食堂經營權、城市路側停車位特許經營權，甚至部分景區的長期收益權。這些資產處置收入被計入非稅收入，填補了缺口。
比如，南京市交通集團的案例入選了國家發改委「第二批盤活存量資產典型案例」。他們將高速公路沿線的服務區、匝道、路沿等「隱形資源」盤活，引入光伏發電和充電樁業務，將閒置資產轉化為長期收益。
某種程度上，這是地方財政從「賣增量」向「賣存量」的轉型。但存量資產終究有限，這種模式能維持多久，是懸在地方財政頭上的長期問題。
土地財政崩塌後，2026年對財政政策需要做出哪些判斷？
陸挺表示，「2026年中國有望推出更大規模的政府支出計劃，預計赤字率維持在4%左右的水平，超長期特別國債、地方專項債等規模適度增加。」這意味著，官方赤字率將繼續突破傳統3%紅線，維持在歷史高位。
在政策重心上，陸挺強調：「2026年最重要的是想方設法地擴大內需，政策重心應該放在財政政策上，財政政策尤其是要注重穩定房地產市場。」他進一步明確了財政資金的關鍵用途：「2026年應該做好房地產市場的化債工作……要重塑信用關係，這樣才有助於推動信貸需求的恢復。」
總結而言，當地方政府失去賣地收入這一核心財源後，中央必須通過提高赤字率、發行更多國債的方式來「接棒」，不僅要為地產化債買單，更要在養老等基礎民生領域承擔起更多直接支出責任。這不再是「中央轉移支付補貼地方」的傳統模式，而是中央直接下場、用自己的資產負債表為整個財政體系托底的深層次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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