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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6月26日上午03:00
港區國安法實施五周年，BBC中文訪問熟悉政治傳播的學者、在輿論上搏奕的記者與時評員，剖析國家安全元素由法律滲入體制與日常的一個切面——人們改變言行規避各式各樣的風險，使得過去習慣的民意表達發生巨變。「這個不能公開」、「我想想怎樣說會比較好」。訪問期間，這是記者經常聽到的回應。
步上獵人書店閣樓，梯間貼有「請勿超越紅線」的「警告」字句。
店主黃文萱在這裡辦了一個小型的民意調查，問來訪者：你覺得近年更有希望，還是更無力？現在有什麼情緒？她盯著投票結果，說了一句，「原來有人還會選『樂觀』。」
國安法實施五周年，呈現民意的載體逐一變形或消失——選舉、民意調查、遊行示威、批判的媒體，人們變得謹言慎行。
曾經任職記者，2019年當選區議員兩年後離職，如今輾轉開設書店，昔日的民意代表黃文萱覺得，愈來愈摸不清其他人在想什麼——是不再關心還是不再恐懼？原因是甚麼？
在她眼中，政府管治同樣需要梳理民意。她想起港府年前推出垃圾徵費後無限期暫緩，「若然回到2020年之前的香港，我相信有更多指標告訴大家哪個位置不行。」
時間推回五年前，香港經歷一年反修例運動引發的示威浪潮，中國政府認為國安法是穩定社會的工具，最終繞過本地立法機構，為香港制定實施國安法。
進入國安法時代，有學者認為，香港民意呈現的狀態變了。
「人總是會有意見的，你的社會不會沒有民意，」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說，香港近年處於一個「民意仍然存在，但出不來」的狀態。
李立峯說，民意的表達不限於民調，指向的是「在社會上、在媒介裡面、在公共空間，你聽到什麼聲音」，當中還包括網絡輿論、遊行集會的活動等，「各種各樣的聲音，對比2019、2020年前的世界，真的少了很多」。
2020年7月，時任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副教授小林哲郎曾委託民意和市場調查公司進行問卷調查，遭對方要求刪除部分敏感題目，當中包括要求受訪者就有關國安法的陳述評分。
香港民意研究所亦屢次捲入政治漩渦。其前身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自1991年開始，持續定期追蹤政府民望、港人身份認同等議題，近年民研取消發布「六四事件」民調，將回歸、兩岸等問題轉為內部參考。前副行政總裁鍾劍華去年底被國安處通緝，民研在今年初警方三度對其採取行動後，宣布無限期擱置自費研究項目，日後或結業。
警方國安處人員在1月帶走鍾庭耀及兩名職員協助調查後表示，「涉嫌有人利用自己的機構協助一名已竄逃外地的被通緝人士，在港繼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保安局長鄧炳強稱，調查不涉及香港民研的民調工作。
接下來的問題是，人們會否如實表達他們的想法。
李立峯曾引用小林哲郎的一項追蹤研究講解民調自我審查的情況。
調查中，同一批受訪者在國安法立法前後受訪，結果顯示親民主派的受訪者會傾向退出，不願受訪；即使沒有退出調查，他們會出現「偏好造假」的情況，例如第一次聲稱自己曾參與2019年的集會，第二次則表示沒有。一名從事民調工作多年的人員向BBC中文表示，近期有受訪者被問及政治立場後，直言擔心會有負面影響。
這種態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導致民意呈現上的偏差？李立峯認為，無法衡量比重，因為當中涉及過多因素環環相扣，例如媒體如何呈現及跟進議題、巿民怎樣回應。
今年5月，中大亞太研究所公布民意調查，近兩成受訪者滿意政府表現。李立峯留意，個別媒體手法奇怪，以「上升5.9個百分點」為重點——「這就是framing（敘事框架）的問題，盡量講的時候都不會講得太批判。」
與此同時，網絡少見瘋傳熱門時事評論或政治新聞的情況。李立峯觀察，在社交平台還會看某個通緝犯或海外時評人的消息，「今時今日，大家看了就算了，你分享做什麼呢？你的朋友未必喜歡看，你又不知道有沒有風險？」
他分析，部分受眾或擔心風險，或對社會環境感心淡失望迴避新聞，認為關注也起不了什麼作用。
政治記者謝家傑（化名）有類似的觀察。
他覺得，無論社會或編輯室相對沒以往重視民調，一方面對於評分能否反映實際評價抱有懷疑，另一方面也思考，「就算評價真的不是太好，是否仍然有過往的政治影響？中央（政府）還會緊張民望？」他認為，「作為一個政治implication（後果），民意調查的能量小了。」
謝家傑在國安法實施後才投身傳媒界，現於一間香港本地報章任職記者，主力負責政治及港聞。
他認為，日常工作呈現的民意與真實情況存在落差，「以往民主派的民意在目前的體制沒能被代表」，採訪時亦面對找不到合適受訪者發聲的窘態。
2020年中，香港政府以疫情為由押後立法會選舉，其後「完善」立法會與區議會的宣誓與選舉制度，加強資格審查，引入「愛國者治港」原則，不合資格者不能參選。在國安法下，被法院判決干犯危害國安罪行者，即喪失參選資格。
此外，民主派在2020年舉行立法會初選，其中47人舉辦或參加者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這宗被稱為「47人案」是國安法頒佈以來規模最大的案件。與此同時，多個民主派政黨、工會、專業團體等公民組織陸續解散。
在謝家傑眼中，昔日解說時政的人們失去身份加持，亦缺乏資源持續研究政策，亦有部分人士因各種原因選擇淡出公共領域。輿論缺了一整個重要板塊的聲音。
他解釋「受訪者回應」在報導的重要性——新聞操作並非單單複述事件，而是需要告訴讀者：「大家怎樣看這個政策？好還是壞呢？有什麼影響？你總需要有不同的聲音帶出來」。
據其觀察，現時公共領域多了僅停留在「局長表示」或「政府表示」層次的新聞，「我很避忌，不想（做）政府的喉舌」。
2024年，港府提出就過往極具爭議的基本法23條立法，僅設一個月諮詢期，議員們的立場清晰，很多人早已在社交媒體發文表態支持，「一面倒，我會形容是『啦啦隊』」。
在完成立法後，中聯辦發聲明表示立法「標誌著香港履行維護國家安全憲制責任取得重大進展，補齊了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制度機制的短板」。
在官方屬「大是大非」的議題，謝家傑曾在嘗試尋找主旋律之外的聲音，惟大部分過去曾熱衷評論的法律界人士也失聲。最終議案以89票全票通過，對謝家傑來說，當時坊間沒有可信的民意調查是一大缺口，「到底其實公眾有沒有質疑？」
方學林（化名）嘗試在輿論場上搏奕。
他過去活躍於公民社會，曾經是專業團體成員，關注青年、教育及勞工等議題。在2022年底離港移英前夕，他獲香港報章邀請撰寫時評。
方學林一度猶豫，顧慮評論或觸犯國安法，後來覺得自己今後身在安全的地方，希望在微細空間發揮影響力，便答應執筆。「我霸著這個位置，就是少一篇（建制）那邊的聲音。」
然而，寫了一陣子，方學林開始覺得迷失，幾乎找不到可以發揮的題材，編輯沒有限定方向，但他已自設紅線，避開敏感議題。「我想寫的，我又不夠膽寫。」他信手拈來一批例子，選舉制度改革屬「國安法之下重要的政治框架」，「寫來也無謂，它也不會改變。」
「47人案」被告出獄時，於清晨由專車接送回家，讓傳媒難以接觸。「香港哪條法例，釋囚有這樣好的服務？找輛七人車拉窗簾送你回家呢？」方學林反問，「但又是不敢寫。」
能夠下筆的，則要調整筆法，提出所謂的「建設性批評」——「政府是否可以做得好一些呢？」方學林甚至引用中國傳統文化及習近平來打掩護，比如「孟子也會說仁義嘛」，「習主席寄望香港青年認識世界」等等。
方學林回憶，在國安法實施前的時代，往往能夠直抒胸臆，「喂，你們是錯，你不應該這樣做，以前直接反對是無問題。」
文章選字也得講究。怎樣稱呼「台灣」也經番思考，評論提及「中國研究」及「香港研究」，方學林知道兩者均是學術專有名詞，但下筆之時還是會想，兩者並列「是不是有些政治不正確」？
這種新的民意表達對於方學林來說是繞圈式評論，「空洞，粗俗一點就是『阿媽是女人』」，還存在更核心的問題——「你寫完了，好像不知道在做什麼，好像掉進海裡。」
在公民社會活躍的年代，「運動跟輿論的方式都很不同」。
方學林打撈案例，2017年公屋海麗邨清潔工人罷工，當時有不同工會、基層團體聲援，也有各類研究、文章，民間持續討論政府外判制及招標制度等問題，亦會響應籌款，議員跟進議題，傳媒相應報導，網絡有迴響，是一個有機的動態過程。「不停有不同的討論角度，你會感到社會氣氛是關注某一件事」。
「運動正在發生，寫文章你是在推進或創造議題，你是有用的。」
年前，香港外賣平台外送員發動罷工，方學林也曾撰文評論，「會有一些新聞，接著就完了。有人會討論外賣程式演算法嗎？那類僱傭制度是否合理？」昔日接力的傳媒與組織退場，他的心態也變成「交稿，完。我也不期望有些什麼事發生」。
謝家傑與方學林所言，折射的是崩解的公民社會，公民組織以前所代表的民意亦隨之消逝。
在國安法生效前後，公民組織已迎來一波又一波的解散潮，先是本土及自決派組織解散或撒出香港，再到傳統老牌政黨，如公民黨、民主黨，近日傳媒引述消息，社民連收到有關方面「提示」，有機會今年七一前解散。多間工會或勞工團體停運，包括職工盟及教協。過去每年舉辦「六四事件」悼念活動的支聯會以及籌備「七一」遊行、集結多個民間組織的民陣亦同於2021年解散。
留下來的，行動能力同樣大不如前。
2023年，疫情放緩，社會復常。警務處在遊行集會增設國安相關條款。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原擬在婦女節舉辦遊行，本獲發不反對通知書，但在遊行前一日宣布取消，警方當時聲稱有「暴力團伙」參與。
同年，前職工盟主席黃迺元與幹事杜振豪以個人名義申請五一遊行，其後取消申請，惟基於國安法無法透露詳情。
此前，親北京的勞聯亦同樣撒回申請。曾有地區組織遊行反對填海，惟警方設置多項限制：參加者人數設上限不多於100人，須頸戴號碼咭牌、並在圍帶範圍內進行。
李立峯分析，民意在過去多年有一個「build up」（累積）的過程，往往透過媒體及團體推動，「推動的意思不是煽動」，惟現時媒體缺乏主動性，報導亦要考慮風險，發聲的人不再敢言。
「它不是禁止你，但總之產生很多摩擦力，變得不容易推動。」
傳媒角色也發生變化。
2021年6月，創刊26年的《蘋果日報》停運，創辦人黎智英及高層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罪，案件尚未裁決；同年12月底，《立場新聞》及兩名前總編輯被控煽動案，是香港主權移交後首次有傳媒被控該罪名，有11篇文章被裁定具煽動意圖，兩人最終被判囚。
李立峯形容，與國安法相關的案件裁決相繼出爐，「大家知道條線是怎樣的了，不是說那條線清晰，而是灰色地帶收窄了。」
有一些題目成為無法觸碰的紅線。面對敏感事件，例如「六四」周年或初選案被告出獄，謝家傑的工作單位會「盡量避免主動找東西來寫，但有事發生你就去報導」。資料顯示，本地傳媒報導「六四」的篇幅按年減少。
傳媒面臨的壓力並不是來自國安法，而是一種社會氛圍，謝家傑說，「你知道他的手未必拿著那把槍，但你知道他有把槍。」
在傳媒公信力評分中較高的《明報》於其評論版加上附註，強調時評文章批評旨在促進循合法途徑改善，無意圖煽動。然而，保安局長鄧炳強公開表示，在專欄提示作品無意煽動，不能免除編輯的責任。2024年至今，保安局已就專欄文章內容四次致函《明報》，回應作者就《立場新聞》案、林卓廷7.21案等評論。
「政治氣氛再收緊了，多了一些比較細微或背後的壓力，」編輯室高層不時接獲來自政府的電話，「對報導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可能要再『平衡』多一些，或者晚點才出街，或者版面排位上不要擺得太前，」謝說。
不同媒體屢次遭政府官員點名，單在2024年，政府至少發稿6次「譴責」特定傳媒機構，另發出14篇澄清文章回應外媒報導。近年有國際傳媒結束香港辦公室，或撤走部分員工，記者遭拒絕入境。
謝家傑說，不時聽到政府期望媒體能「多幫手」，「幫手」的定義包括：「正面」報導以及「不要挑戰」。
今年3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營救被禁錮於緬甸的港人返港後，當時《明報》記者質疑他為何未有刊憲公布署任安排，鄧回應指行動有隱蔽性，並反問記者「是否覺得能夠找到一些政府不足的地方，足以打擊政府的威信」。
「他的回應會比較hostile（敵對），」謝家傑認為，「某程度上反映部分官員的態度，覺得不應該挑戰他們的權威。」
黃文萱的書店開業三年，建制報章曾形容是「軟對抗」。她在收銀處貼了一張「被政府部門關心紀錄表」，列出到訪巡查的政府部門及原因五花百門——公司註冊處、勞工署、稅局「例行巡查」，消防處、食環署「接獲投訴」。轉換店舖選址簽署新租約，尚未正式公佈，業主已接穫匿名信，後來還致電問她：「會否再做那些『政治嘢』（和政治相關的事）？」有大學曾租用書店辦展覽，對方接獲匿名信後即時撒走。
黃文萱說，無法判斷誰在背後，「有冤無路訴的感覺。」
「由頭到尾，大家怕或者不滿憤怒的，是一種無理、好硬的手段，它開頭的樣子是國安法， 後來發現不只是國安法。」
學者李立峯的觀察雷同，「今時今日香港人要面對的風險不是法律風險，是很多社會風險」。
多個政府機構加入國安條款，例如康文署租場者要遵守國安法。近年有各類活動的場地臨時遭取消，亦有項目遭扣減資助。特首李家超與多名局長近日談及提防不同領域的「軟對抗」，其中，文體旅局長羅淑佩稱要嚴格把關資助及場地審批。
著名劇作家莊梅岩在社交媒體發文稱，政府將任何蛛絲馬迹、投訴納入「軟對抗」，「冤枉幾多無辜的人和作品」。
有租用政府管轄場地的團體向BBC中文表示，近日接獲政府部門來電查詢7月1日會否在該場地舉辦活動。
學者認為，與單純違反國安法的風險相比，這種「社會性抹殺」影響廣泛。
「法律風險說到底：我自己有沒有事，我願意坐監，你話之我（你管得了我嗎）？」李立峯分析，社會風險影響的不是一個人「有沒有事」，而是其「工作能否做下去」——「你一旦被盯上，或被人認為是屬於某一類型或範疇的人或組織，你就好容易被割蓆。割蓆即代表，你做不到你要做的事。」
「普通巿民有眼見，但很tricky（困難、狡猾）的位置是，無人可以證明任何事。你無辦法去一口咬定背後有無人指使，誰人指使，究竟是什麼運作？」
為何會有這一波的轉向，是不需用抑或免得用法律？李說，「不要說香港特區政府或大陸。從比較政治學去講，其實威權體制就是這樣做。」
香港政府發言人回覆BBC中文查詢時表示，政府透過不同方法（包括但不限於進行民意調查）收集和整理巿民循不同渠道發表的意見。
被問有否向媒體施壓、影響報導等，發言人表示，政府人員與傳媒溝通或提供資料時非常小心，以免有人就政府對新聞和言論自由的尊重有任何誤解或抹黑。
發言人又指，政府各部門會為確保場地資源得到有效管理和運用，會與負責管理／租用的單位保持溝通，實屬正常不過。
保安局回覆稱，政府在實施維護國安的相關法律，同時保障港人合法權益、權利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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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6/2025 0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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